筑梦1977

发布时间: 2019-02-27 09:11:00 点击数量:

1977年12月的那次高考,是国家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后的首考,也是恢复高考后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个人、许多家庭的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历史进程。作为当年那次高考的亲历者、受益者,每当忆及那段追梦筑梦的经历,幸运、激动、自豪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说到高考,不能不先说一下我的读书求学之路。

我的初小是在本村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低矮破旧昏暗的民房里度过的。全校1位老师,一个年级只有5位同学。期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差点儿没饿死。高小是在本身就小得可怜的双庙小学试办的首次招生的高小班就读。全校3名老师,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间连课桌也不齐全的教室里。我趴在一块两米长二十来公分宽的木板上,和几个四年级的学生同位。五年级没读完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声嘶力竭高呼着口号上街游行贴标语,吵吵嚷嚷地参加各种辩论批斗会。

初中时因家庭出身中农而进不了正规中学,只好去东龙古小学试办的一个名曰“附中”的初中班,成为该校首届中学生。开始时是语文、数学两位老师二十几位同学,后来和一批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同学合为一个班。不知什么原因,那批同学又走了,接着又和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学生成了同学直至毕业。

那个时候说是上学读书,实际和生产队社员没有什么两样。不要说寒暑秋麦四个假期(那时麦收与秋收时要放农忙假),就是每天早晨都要早起先去生产队干活,然后步行三四里山路去上学,早饭大都是在路上吃的,迟到成了常态。生产队长对星期天掌握得比我们这些上学的学生还清楚,他头天晚上就把农活给你安排好了,天不亮就会站门口喊你下地。我和普通社员一样,没有节假休息日。那时有一句口号是“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下手”。我曾经在大年三十那天和父亲一起在家拆除老锅灶另砌新灶,那是生产队为大搞土杂肥而要求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读书锄地,身兼学生、农民两个角色,完成了初中“学业”。

高中是在由贫下中农管理的大村中学就读。一个年级两个班,全校初高中二百多名同学。每天背着午饭红薯地瓜干,来回走读二十里路,跑了两年。

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条件,高中毕业的我,水平可想而知,恐怕连现在初中水平也达不到。记得5年后我参加高考的前几天,我的恩师徐肇基为我补习语文,我竟然连名词、动词都分辨不清,至于主语谓语文言知识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片茫然。

1972年底,我于大村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广阔天地”“战天斗地”接受了一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被母校——大村中学召回,到校办工厂工作。

那时的大村中学校办工厂,名声响亮,如日中天,在胶南县、昌潍地区乃至在山东省都大名鼎鼎。当时的昌潍地委孙书记曾带领地区十几位县委书记、一二百名公社党委书记,分乘十余辆吉普车和八九辆大客车,在一辆救护车、一辆警车的陪伴下,浩浩荡荡开到大村中学,参观校办工厂。

我到校办工厂工作后,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全厂的生产管理与技术研发,重任在肩,何以担当?为不负众望,不辱使命,我只能拼命学习。凭着顽强拼搏的精神和不畏劳苦的干劲,很快就创出了成绩,受到了上至县教育局领导,下至工厂企业同行的好评赞许。说句自夸不谦虚的话,算得上是出类拔萃。

不过,毕竟是未经专门学习、不具专业理论知识的半吊子门外汉,有些生产与技术难题仅凭干劲闯劲是解决不了的。有道是隔行如隔山,许多在行家专业人员面前不值一提不屑一顾的小问题,也会成为大山挡在我的面前,让我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常常是急得昏天黑地忙得焦头烂额,就因那层窗户纸没戳破,最终是竹篮打水徒劳无功,甚至是劳民伤财耗时误事。在那个时候是真正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原本就怀有的大学梦想,也在那时更加明确起来。

梦想是美好的,可现实是残酷的。

那个年代的高校停止了考试招生,实行的是“推荐选拔”政策。只要根正苗红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好,哪怕文化水平较低,照样能进大学门。我的邻村就有一位初小毕业生凭着老贫农的家庭出身进了山东海洋学院。可这些于我而言无一不是短板。咱家庭出身中农,父母是标本式的农民,除了勤劳善良外别无他长,其它社会关系也不过硬,而当时的农村推荐名额本来就很少,这种状况下,想通过“推荐选拔”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年轻气盛的我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心中的大学梦挥之不去且日益顽强。我会经常情不自禁地梦游大观园,不切实际地想像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的学习生活,自我陶醉过把瘾。那时特别喜欢购买各种由大学编写的书籍资料,一看到“学院”“大学”之类字样总会触动敏感的神经。每当听闻他人在大学读书就由衷地羡慕,而每每想到自己与大学无缘就痛苦难耐。有一次,竟情绪失控,难以自抑地以头撞墙,差不多走火入魔了。

忽如一夜春风,更像一声春雷,喜讯突然传来。1977年10月 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为题发布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消息。

闻知喜讯,自是激动万分,周围了解我的人特别是教育界的师长朋友,也都为我高兴,对我寄予厚望。原本就有妄自尊大毛病的我更好像是已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一样喜形于色。

当天下班后,我连夜赶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出所有能找到的自以为能用得上的书籍报刊,自以为是地制定备考方略,开始备考行动。

激动兴奋之时,头脑肯定会有些盲目冲动,但在确定报考科类上还是费了一番思量的。按当时获知的信息,估计理科招收人数会多一些,录取率会高一些,可理科要考的物理、化学让我生畏却步。文科招生人数少,政治、地理、历史等科目还能独立应对复习,特别是语文,算是我的强项:上学时一直是班内语文尖子生,上高中时的作文曾作为优秀范文印发全县各中学,毕业后担任农民通讯员投出的稿件大都被采用发表,还时常为领导捉刀代笔典型材料讲话稿。数学是大弱科,反正文理都得考避不开,能复习多少算多少。据此,自己设想以语文之强补数学之弱,重点复习地理、历史和政治,报考文科大有希望。经过一番艰难权衡,在得到学校王维周校长、公社教育组徐世欣主任等师长的首肯后,最终决定报考文科。

梦想似乎触手可及,但真正的备考之路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首先是基础差。正像前面说的,从小学到高中,那些年月,身在学校,名为学生,何曾认真读过书?现在又何谈什么基础?

第二是时间紧迫。从得到消息到正式考试仅有一个多月时间。作为企业“负责人”,平时我在厂里走路小步跑,吃饭大口吞,天天不说废寝忘食也是夜以继日,每次回家大都是晚上九点以后。即便是在备考期间,我仍旧还是这种工作节奏,因此就只能利用晚上的点滴时间备考复习了。

第三是没有复习资料。在那个年代,学校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正经的课本。初中开始时什么课本也没有,后来才有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之类,至于地理、历史等课程直到高中毕业也没开设,更无课本。至于辅导参考资料那就别提了。

第四就是不知该复习什么。当时只知文理两科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再考历史与地理,理科再考物理和化学。至于具体考什么内容及题目类型,那就只能捕风捉影瞎猜胡蒙任意西东了。

幸亏我天生不怕吃苦,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时,赤脚送粪推小车;在厂里,碰到脏活累活也绝不退缩。另外我还有能熬夜的特长,那时的记忆力也不错:“老三篇”不说倒背如流也是张口就来,一字不差;《毛主席语录》中的许多段落至今成诵;一本《毛主席诗词》,能连标点也不错地全部默写出来。特殊年代成就的这些本领正好派上了用场。于是,蜡烛大把买,攻书夜阑珊。更为难得的是周围有众多关心我的师长朋友。王维周校长、徐世欣主任等领导经常亲自为我点拨谋划、加油鼓劲,让我倍受鼓舞,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

报名的时间到了。

报名处就设在借驻于大村中学的公社教育组办公室。那里一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颇为热闹。我却没有像多数人那样争先恐后急切难耐,而是迟迟没有行动。看似有点反常,其实那是我故作镇定,表面淡定漠然不在乎,实际上是为掩饰内心的紧张不安,怕一旦失败落榜被别人讥笑。结果当时公社教育组的一位领导催促我说:“怎么还没去报名?!没有钱,我给你使上五毛”于是,在报名截止日的那天晚饭后,我走进了报名处,交上了五毛钱和两张一寸的黑白照片,成为全公社最后一名报考者,而此时据开考只有十几天时间了。

当年我读书工作的大村中学就是一个考点,在这个考点考试的除大村公社外还有记不准是市美还是张戈庄公社的考生。让我感到有点幸运的是,我比其他考生多了一点优势:熟悉环境,不必提前去看考场。实际上,那时也几乎没有人提前去看考场。

12月9日早饭后,我先到厂里转了转,对当日的工作作了简单的安排,和工友们打了招呼,接受了众人的鼓励与祝福,然后振作精神走进了考场。

第一场考的是语文。试题是单独印在一张16开的书报用纸上,在另外发的8开纸上抄题作答。后来听说试卷用纸是中央特批动用了计划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山东省的语文试题共三道题:第一题是作文,题目为《难忘的一天》;第二题是解释“诽谤”“踌躇”“明火执仗”等五个词语;第三题是将文言文《鹬蚌相争》加上标点并译成现代汉语。整个卷面总共不超过二百字,要求理科考生只写作文,文科考生全做。这些题目放到今天,不用说是高中生,就是一般初中生恐怕也能对付得了。

当时我看到试题简直有点不屑,未曾动笔作答就感到胜券在握,不想因此栽了一个大跟头。问题就出在我自以为强项特长的作文上。面对题目,几乎未加思索就感到题材甚多材料丰富:周总理逝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谁知真落笔动手时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心想,今天是高考重大改革后的首考日,自己有幸参加这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首试,这不是“难忘的一天”又是什么?就写这一天!哪知对于这举国关注的重大事件,真要描写它却陷入困境,一时漫无边际不知从何处下手,心中激动却又难以言表。殊不知这“一天”是刚刚开始,还没有过程,怎么去“难忘”?因此,记叙没法记叙,抒情议论又怕给人以空泛牵强之感。结果是搜肠刮肚也文思全无,写到半截就难以为继,只能硬着头皮挤牙膏,费尽心思艰难拼凑。可怜我这自视甚高、自命不凡的语文高手,心慌意乱失了方寸,在收卷时仓促收兵连同草稿交了上去。走出考场再琢磨,更添新烦恼:这连上午还没过去,怎么能算是难忘的“一天”呢?这不是离题了吗?

正在唏嘘叹息之时,忽然有人找我,说我父亲来了。我心情复杂地来到学校大门口,只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校门外小桥边的矮墙上,手里握着一卷纸张。原来是远在东北的姐夫给我寄来的语文复习资料,父亲连早饭也没吃,步行十里路赶来学校。他十分珍重地把那卷资料递给我,说了句:“这是东北寄来的,你看看。”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再没多说什么,就默默转身返回了。

语文考试黯然收场,没想到史地考试又出了纰漏。那场考试结束走出考场后,有人问我“三大平原”的答案,我感到奇怪,有点不耐烦地反问:管那个干什么,那么简单的问题还会考?可人家说:考了,是地理部分的第二小题。求证多人,均言确实考了,是我粗心疏忽把它漏掉了。

幸运的是在考政治时福星高照。本来我已向考场走去,却又下意识不由自主地中途折回,找出资料,把“党的基本路线”又对照背诵了一遍,结果政治第一题就是它。我敢肯定,拿我的答案和标准答案对照,保证会一字不差。

两天的高考结束,内心却陷入纠结难以平静。一想到语文考试就感到窝囊憋屈,直恨自己昏了头。期盼能考上却又缺少自信,不敢抱太大希望。背地里忐忑不安,自怨自艾,在人前却要装作坦然轻松不介意。压力之下,我又开始借课本寻资料,打算有机会再好好博上一场,也算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记不清等了多长时间,不敢奢望间,竟然传来了令人欣慰的好消息,说是被初选上了。虽然初选名额与实际录取人数比例为三比一,要录取还要过严格的政审与体检关,但估计不会有问题。不过,为确保政审顺利,我还是把村干部们请到家中喝了一场。去县医院参加体检,医生告诉我,身体健康完全合格,视力更是达到了空军飞行员的要求。

满怀希望再等待,喜讯也再次传来:录取通知书来了,梦想终于成真。而且,整个大村公社64个大队只有我一人被录取,一时间我成了名扬全公社的新闻人物。老师、领导、亲朋好友都对我表示祝贺。学校送给我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王维周校长亲自陪我去县委组织部办理了党员关系转移手续。

1978年春天,我背上母亲和妹妹为我拆洗一新的一褥一被,手提一个小木箱,告别父母,赶赴烟台,由此开始了我憧憬已久的大学生活,也开启了我人生新的篇章。